译论||汪宝荣等：社会实践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反思与前瞻

原文刊于《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34-43页。文字内容和注释格式请以中国知网中的文稿为准，欢迎各位学者阅读、分享与引用，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社会翻译学

栏目特约主持人：汪宝荣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语：

社会翻译学，又称“翻译社会学”或“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不过二十年。如今这株幼苗已俨然长成了一棵众人注目的大树。别的成绩暂且不论，仅就国内期刊开设的“社会翻译学研究”专栏或专题而言，这已是第五个。

本专题由三篇原创性论文组成，第一作者均为卓有建树且勤勉高产的学者。徐敏慧的《翻译社会学中的场域理论再探》深度再思布迪厄理论对翻译研究的适用性，指出国内翻译研究者对“幻象”“信仰”“迟滞”有所忽略，对“场域”所涉概念和场域理论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导致翻译社会学研究中的简单化、决定论倾向。汪宝荣、倪华英的《社会实践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反思与前瞻》尝试探究布迪厄理论备受翻译研究青睐的原因，结合实例细致剖析国内学者应用布迪厄理论中的突出问题，并就拓展、推进布迪厄理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提出建议和展望。邢杰、袁婉、黄静怡的《构建翻译社会生产网络——以英译外交部网站新闻合作项目为例》基于拉图尔理论展开个案研究，运用一手资料分析该项目所涉的翻译生产行动者网络，以及相关行动者生产译文的过程。

这三篇文章表明，布迪厄理论的应用亟需改进，社会学理论的潜力有待挖掘，崭新的理论工具需要引进。道阻且长，未来可期。

摘要：目前国内翻译学者对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的关注最多，应用也最广泛，但在理论应用上存在一些值得反思和有待改进的问题。国内学界对此早有察觉，但未见专文讨论。文章尝试探究布迪厄理论备受翻译研究青睐的主客观原因，包括理论本身的超越性和深远影响，与翻译研究的高度契合，翻译研究者发现布迪厄理论相对“易懂好用”等；并以近20年来国内译界的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首届全国社会翻译学研讨会”参会论文)为考察对象，剖析当前应用布迪厄理论中的五个普遍性问题，包括选择性应用布迪厄理论的某个概念，静态描述译者惯习，缺乏对译者惯习的溯源性考察，忽略生成翻译实践的场域等；最后指出今后可围绕五个主题展开研究，以拓展布迪厄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关键词：布迪厄;社会实践论;翻译研究;理论应用;反思与前瞻;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翻译学理论建构与实践研究”(22BYY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汪宝荣，浙江绍兴人，翻译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社会翻译学、中国翻译史;倪华英，浙江上虞人，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外贸系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典籍翻译。

一、 引言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Bourdieu, 1930—2002)的理论超越了经典社会学理论的二元对立，在欧美学术界有深远的影响，因而最早引起欧美尤其法语区翻译学者的关注。90年代初，加拿大学者西梅奥尼(D.Simeoni)率先把布迪厄理论引入翻译研究中，指出“只有聚焦于实践的行为者，才能分析(翻译)产品和过程”[1]。他随后提出“译者惯习”假说，认为可从惯习角度解释翻译实践及译者行为和决策，主动或被动顺从于现行规范是译者惯习的基本特征。[2]加拿大学者古安维克(J.-M.Gouanvic)基于布迪厄的“结构主义的建构主义”思想，提出一个翻译分析模式，认为译者本着惯习在场域中进行翻译实践，而场域处于主体性和历史性的交汇点，译者在场域中以既竞争又合作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力。[3]西梅奥尼的假说和古安维克的分析模式为建构社会翻译学1奠定了部分基础，因此在迄今对该领域贡献最大的3种社会学理论中2,翻译学者们对布迪厄理论的讨论最热烈，应用也最广泛。[4]281[5]187

国内的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同样以借鉴布迪厄理论起步。杨柳借用文化生产场域理论讨论中国翻译学学科如何建构话语权力，傅敬民在“文化资本”视域下探讨作为特殊社会现象的《圣经》汉译，李红满评介了90年代末以来西方学者基于布迪厄理论展开的社会翻译学理论建构，[6-8]均系本领域开创性研究成果。笔者在中国知网选择“篇关摘”,分别键入“布迪厄 翻译”“拉图尔 翻译”“卢曼 翻译”进行检索，发现“布迪厄 翻译”返回390条结果(含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拉图尔 翻译”27条结果，“卢曼 翻译”39条结果(以上数据截至2022年10月31日)。该结果虽不够精准，却足以反映与国外情形类似的事实：在启迪、推动社会翻译学的三大社会学理论中，国内译学界关注布迪厄理论最多，应用也最广泛。该现状同样见诸新近闭幕的“首届全国社会翻译学研讨会”3,它集中展示了本领域国内最新研究成果和动向。仅就笔者负责点评的分论坛“译者、行动者与翻译生产过程”而言，会议手册列出了该主题下36篇参会论文的题目和摘要，剔除其中较宏观的论题和与社会学理论联系不紧密者，我们发现有20篇论文以“布迪厄理论”或其核心概念“资本”“惯习”为题，仅有8篇以“行动者网络”为题或运用了行动者网络理论。这也从侧面说明布迪厄理论最受青睐，基于布迪厄理论的翻译研究是当前国内热点。

国内开展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已有20年，近年来以上理论在选用上的“扎堆”现象愈显突出，学界对此早有察觉，但至今未见专文讨论。此外，将布迪厄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也暴露出一些值得反思、有待改进的问题。本文探究布迪厄理论备受翻译研究者青睐的原因，并主要以“首届全国社会翻译学研讨会”参会论文为例，剖析、反思国内翻译研究者在应用社会实践论中的几个普遍性问题，最后指出五个有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为何布迪厄理论备受翻译研究的青睐?

布迪厄一生著述卷帙浩繁，包括37本专著和近400篇论文，这些构成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其中最博大精深的要数他在70年代提出、后经不断修正的社会实践论4,包含“场域”(field)、“惯习”(habitus)、“资本”(capital)等核心概念；它们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基石。[9]94-95 因此，社会实践论最早被翻译学者关注，且成为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布迪厄理论，实属情理之中。近年来，翻译学者汉纳(S.Hanna)[10]、徐敏慧[11]、汪宝荣[12]等借鉴应用了布迪厄的文化生产场域理论；布迪厄在90年代提出的出版社会学理论模式，也已被应用于翻译研究[13-14],但尚未被国内译学界密切关注。鉴于此，以下讨论聚焦于翻译学界对社会实践论的关注和应用。关于该理论的核心思想和概念，可参见王悦晨[15]的介绍以及汪宝荣[12]38-47较全面深入的解析。

笔者认为，布迪厄理论一直备受翻译研究的青睐，主要有以下主客观原因：

(一)它超越了经典社会学理论的二元对立，国际影响深远且长盛不衰

布迪厄指出，传统社会学在“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观点之间摇摆”,一是客观主义(objectivism),即遵循涂尔干(E. Durkheim)提出的“视社会事实为客观事物”这句箴言5,“认为社会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知识和认知或错误认知的客体”;二是主观主义(subjectivism),即“把社会世界简单理解为行为者对社会世界的认知再现，认为社会学的任务无非就是‘就社会主体对社会世界的各种解释进行解释’”。[16]14-15布迪厄一生致力于克服这种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他用两个词定性自己的研究：“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constructivist structuralism)或“结构主义的建构主义”(structuralist constructivism)。[16]14布迪厄指出，一方面，客观的社会结构(即场域)通过设立约束机制和规定可能的途径来塑造行为者的社会实践，另一方面，也须考虑行为者的主观表征及作为其基础的心理结构(即惯习),因为惯习引导着个人和集体的斗争，而行为者正是通过这种斗争试图维护或改变客观结构。[17]267这正是以布迪厄、吉登斯(A.Giddens)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社会学的核心思想：“社会行为是被建构的社会世界的一部分，而社会世界塑造了先前行为带来的结果。”[5]186

美国学者华康德(L.Wacquant)指出，布迪厄的理论有以下特点：(1)对社会行为、社会结构和知识持一元论(monist)观点，坚决反对二元对立论，包括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社会生活的物质维度与符号维度、阐释与解释、历时与共时、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2)其科学思想和实践跨越了多种学科、理论、方法论的边界，是真正综合性的，他综合运用了统计法、直接观察法、人际交互和话语及文献阐释法等；(3)认为社会本质上是“竞争性的”,社会世界是无休止的无情竞争的场所，因此斗争是占据其思想内核的核心隐喻。[17]264-265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的两部力作《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学批判》《实践的逻辑》被译成英文出版，使布迪厄获得了国际声誉。到了90年代，其理论探索拓展至宗教、科学、文学、绘画、符号产品社会学等，同时他在法国及欧洲的政治舞台上更加活跃，继萨特(J-P. Sartre)、福柯(M. Foucault)之后赢得了“思想大师”的美誉。2002年1月，布迪厄猝然离世，欧洲乃至全球各界很多重要人物纷纷对他哀悼和致敬，其国际影响可见一斑。[17]262-263

(二)布迪厄理论可有效分析和解释翻译行为者及其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高度契合

社会学理论一般不为翻译研究而设计，与翻译研究不存在天然的“契合”,因此其适用性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事实上，在启迪、推动了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的三位社会学家中，没有一个正面关注或论述过翻译。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概念“translation”一般被译作“转译”,但与翻译行为或过程几乎没有关系。[5]189赫尔曼斯预测卢曼的社会系统论“能为作为社会系统的翻译之研究开辟道路”[18]137-150,但由于卢曼的论述“抽象得可怕”[18]137,且与翻译的契合度相对不高，目前国内外翻译研究者应用卢曼理论并不积极。布迪厄也没有正面论述过翻译6,但他的社会实践论强调主体(行为者)与客体(社会结构)相互建构，很好地阐明了实践的产生及运作机制，且其理论探索涵盖了文学、宗教、科学、出版等符号产品社会学领域[17]262-263,与当前翻译研究所涉领域和聚焦点相契合。

在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中，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处于一种辩证的关系”[19],即主体(行为者)与客体(结构)、个体与社会相互建构。“惯习”指生成实践的行为者的心理结构，“场域”指塑造行为者实践的社会结构，“资本”是场域运作的原理和动力，“资本只有与场域相关联才能存在并发挥作用”。[9]101综合布迪厄的论述可知，惯习、场域、资本相互建构，形成一种他所说的“阐释学的循环”[9]108:行为者惯习被场域塑造，而惯习又生成个体实践，并反作用于场域；行为者在场域的位置取决于他们占有的资本，场域内部资本分布结构的变化，会引起场域结构及行为者在场域位置的变化，进而引起行为者惯习的变化；场域通过资本转化及其引起的资本分布结构的变化而运作，而资本又倚赖特定场域而运作。该理论的谨严周密可见一斑，由此赋予其很强的分析解释力。本世纪以来，翻译研究逐渐聚焦于包括译者在内的翻译行为者，关注这些行为者与翻译场域的相互建构，由此考察翻译实践的生成机制和过程。对于这些核心问题，社会实践论能做出有效分析和合理解释，因而最早被翻译学者关注，并得到广泛讨论和应用。

受布迪厄理论的启发，西梅奥尼提出“译者惯习”假说，认为惯习将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核心话题。勒弗维尔(A. Lefevere)的重写理论涉及的重要概念“经济资本”和“地位”(后者即布迪厄所称“符号资本”),“都与布迪厄理论密切相关”,可见“他把翻译看作一种社会实践”。[20]10古安维克认为：“布迪厄的理论适用于翻译研究，且能阐明之前常被忽略的一些翻译问题，所以越来越受到译学界的欢迎和接受。”[3]94后来他又具体指出，布迪厄的理论令人信服地阐释了实践的生成与运作机制，可直接应用于“作为社会实践的翻译”,包括考察场域对翻译和译作的影响，译者、出版商、评论家等翻译行为者，作为(符号产品)生产的翻译。[21]128比泽兰也指出，布迪厄理论克服了行为者与社会结构的二元对立，有很强的分析解释力，因而“主导了当前的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突出反映在三个主要“研究立场”均借鉴了他的理论。[5]195-1967

(三)通过推出学术期刊专号、举办研讨会并出版论文集等，扩大了布迪厄在翻译研究界的影响

2002年，布迪厄主编的《社会科学研究学报》(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推出两个专号(第144、145期),分别以“翻译与文学的国际交流”和“思想的国际传播”为主题，由文化社会学学者海尔布伦(J. Heilbron)和萨皮罗(G. Sapiro)编辑。这两个专号用法语集中发表，在英语世界影响有限，却向国际学术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社会学界开始关注翻译，从社会学视角研究翻译大有可为。国际翻译学刊《译者》(The Translator)积极回应，于2005年推出“布迪厄与翻译社会学”专号[22],正式将布迪厄理论引入翻译研究中。同年5月，旨在推动翻译社会学建构的国际研讨会“作为社会实践的口笔译”在奥地利格拉兹大学召开，两年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建构一门翻译社会学》。[23]该研讨会的主题明确指向布迪厄理论的主导地位，并且从所收10篇论文看，有3篇直接以“布迪厄”或“场域”为题，海尔布伦、萨皮罗的论文主要参照了布迪厄的理论框架[24],切斯特曼的论文着重论述了布迪厄的“实践”和“惯习”概念[25],甘比尔引用了布迪厄的10部法文论著。[26]这本论文集集中展示了布迪厄理论在建构翻译社会学中的核心地位，无疑激发了翻译学界的兴趣和关注。2012年，格拉兹大学再次主办国际翻译研讨会，两年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重绘惯习在翻译研究中的位置》。[27]该书推动了翻译社会学向纵深发展，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布迪厄在翻译学界的影响。

(四)构建了若干基于布迪厄理论的翻译分析模式，使之与翻译研究有了深度对接

除了西梅奥尼和古安维克，以下学者也构建了社会翻译学理论模式：比泽兰在整合场域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翻译生产与传播过程分析模式[28];海尔布伦提出国际翻译图书系统分析模式[29];卡萨诺瓦提出世界文学场域结构与翻译类型分析模式[30];查尔斯顿基于布迪厄的“身体姿态”(body hexis)概念，提出“译者姿态”理论。[31]8这些社会翻译学理论模式的构建，使布迪厄理论与翻译研究实现了实质性对接，为翻译研究者提供了可直接借鉴、参照的分析工具，布迪厄理论被偏爱并广泛应用可谓顺理成章。

(五)国内翻译研究者发现布迪厄理论相对“易懂好用”,且存在“趋热心理”

布迪厄理论对翻译研究的适用性较好，使得不少翻译学者将其作为首选的社会学理论。此外，不同于由多人创建因而纷繁芜杂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和抽象晦涩的卢曼理论，布迪厄理论具有自足和系统性的特点，且相对易懂，加之其论著有不少中文版和中文期刊论文可以参考(见文末讨论),因而受到翻译学者的青睐。同时，国内译学界一直热衷于介绍和借用西方理论，加之翻译行为者和译作生产与传播是当前研究热点，应用布迪厄理论的“扎堆”现象也就不难理解。

三、当前应用布迪厄理论中的突出问题

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在国内兴起20年来，成绩颇引人瞩目：发表了不少高质量论文，出版了10多部专著和一本专题论文集9,数家外语类期刊先后推出专栏，等等。汪宝荣认为，从已有研究成果看，以应用西方理论为主，也有批判性反思，并建构了若干翻译分析模式；第一类以个案研究居多，即基于一种社会学理论或分析模式，对特定个案展开考察分析；同时指出了理论及方法论运用上的一些问题。10[12]24-25 笔者认为国内翻译研究者在应用社会实践论时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一)选择性应用某个核心概念，削弱了布迪厄理论的分析效力，难以做出谨严周密的分析。这是当前最突出也最普遍的问题

目前国内翻译研究者大多选用社会实践论的某个概念，尤以“资本”“惯习”为多，忽略了场域、惯习、资本相互建构、循环阐释的理论本质，这样做“既割裂了理论本身的完整性，也削弱了理论工具的解释力”[12]25。布迪厄强调：“除了系统的定义，概念本身是没有定义的。概念就得被系统地用于实证研究中。场域、惯习、资本等概念只有在它们构成的理论体系中才能被定义，而不能被孤立地定义。”[9]96-97 华康德也指出：“场域、惯习、资本三者联系紧密，其中任何一个概念只有与其他两个合用才有充分的分析效力。”[17]270遗憾的是，这些重要论述似乎很少被翻译研究者注意。以下是一个理论应用实例：

本文以《金瓶梅》《红楼梦》为经典案例，从译者惯习的视角探究古典小说译介与传播过程的语域变异、变异成因及文学译介的基本规律等话题。基于语料库的统计分析显示，这两部小说在英译与传播过程中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语域变异，其成因与译者惯习及行动者网络中诸多因素间的互动关系存在必然联系。11

这是一项基于定性、定量分析的研究，表明量化实证研究与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的契合，但作者试图从译者惯习角度解释一部小说的不同译本中的语域差异，只关注惯习的结构功能即“根据历史产生的方案生成个体及集体实践”,忽略了惯习同时“被过去的实践或历史建构”。[32]54 鉴于个体惯习被社会结构或场域塑造，只有考察译者的社会轨迹，才能厘清其惯习形塑的过程及其表征，进而分析译者惯习对译本面貌的影响。此外，场域内资本分布的结构(如中国古典小说在英美翻译场域的位置)和译者在场域的位置(取决于译者占有的资本)都会影响翻译策略，因而还需补充场域和资本这两个考察维度。

(二)静态描述译者惯习，忽略了惯习具有开放性、累积性的特性

布迪厄把惯习定义为“持久稳定且可转置的性情倾向系统”[32]53,可见“持久稳定”是惯习的基本特性，它使个体惯习互不相同。惯习还具有开放性和不断累积的特点，却往往被国内翻译研究者忽略。“开放性”指惯习的结构会随着个体经历变化而改变，“持久稳定”并不意味着惯习是永远不变的。[9]133行为者在某个时期循着其社会轨迹养成的惯习，既构成后来养成的惯习的基础，也会被后者重新结构。[33]在此意义上，惯习是不断积累、动态变化的。试看下例：

本文借用西方术语“diaspora”提出“散居译者”概念，并结合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考察了美国汉学家华兹生(B.Watson)在散居历程中开展的典籍翻译活动。研究发现，华兹生借助丰富的散居体验拓展了典籍翻译活动，积累了丰厚资本，形成了独特的翻译惯习，展示了散居译者在拓展翻译活动空间、提升文化资本、调用社会资本、参考异域文献资料、协调异化与可达性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所具备的独特优势，证明了散居译者能够在中译外活动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该文提出“散居译者”概念，并运用场域理论考察华兹生在移居过程中开展的汉语典籍英译活动，分析了译者逐步积累的资本和形成的翻译惯习。这是一项有新意的译者行为历时研究，但作者忽略了翻译活动发生的场域，也即译者角逐资本的场所(详见后文)。另一个突出问题是作者静态描述译者惯习，指出华兹生在散居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翻译惯习”,忽略了惯习是不断累积、动态变化的。这不是历时研究该有的做法，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简单化，缺乏信服力。

(三)将惯习视为当前既成事实，缺乏对译者惯习的溯源性考察

其症结同样在于翻译研究者未能准确把握惯习的实质，因而缺乏译者个人史溯源意识。“惯习是作为一种第二天性被内化因而被遗忘的具象化的历史，是生成它的整个过去的活跃存在”;“对惯习的形塑而言，个体的早期经历特别重要，因为惯习倾向于确保自身的稳定性，防御任何改变。”[32]西梅奥尼据此认为，我们作为社会行为者都有“社会惯习”,有“专门的职业惯习”的人则少得多，被惯习“动员”而活跃于一个自治场域的人就更少了；因此，“要成为职业译者，需将其社会惯习提炼成一种专门惯习”。[2]18-19 这就是说译者惯习的形成不是肇始于成年后的社会实践，而是在个体早期社会化的过程中就已内化，只是后来译者将其社会惯习“提炼”成了职业惯习。由此看来，要准确重构译者惯习，必须追溯其幼年时形塑的社会惯习，即梅拉茨(R. Meylaerts)所说的“初始惯习”。[34]43

有学者指出，葛浩文在1976年发表的《文学与翻译家》一文中首次阐述其翻译观。[35]43 这应该是符合事实的，但研究者不能止步于此，而应追溯其译者惯习形塑的起点。葛浩文自称是“悲观的人，喜欢严肃的、讽刺的作品……写黑暗的、矛盾的、人与人之间坏的”[36]。对作品的这种偏好应该在他童年时即已养成：葛浩文1939年出生于一个美国犹太人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欧洲犹太人惨遭杀戮，难免给尚在幼年的他投下心理阴影，使他很早就意识到了人性的阴暗面，从而用消极、悲观的眼光看待世界和人类社会，进而影响了其成年后的阅读趣味。而趣味指“一种习得的鉴别和欣赏客体的性情倾向”[37]466,是一种专门的职业惯习。

(四)将惯习概念大而化之或阐释不当，偏离了布迪厄理论的内涵实质

除了相对持久稳定、开放性和累积性，惯习还具有“社会连续性”和“可转置”的特性。社会连续性(social continuity)指“惯习把生成它的社会力量存储在个人机体内，使它们能穿越时空”;“惯习在过去的影响与现在的刺激之间进行调解，既被生成它的模式化社会力量所结构，同时又具有结构功能——为个体在不同领域从事的各种活动提供形式和连贯性”。因此，布迪厄将惯习界定为“所有选择背后无选的原则”,“既统一实践又生成实践的原则”。[17]268 可转置(transposable)指行为者惯习“就像矩阵的概念一样，可从一个场域转置到另一个场域去”[38]129-130,如学者型译者可将其学者惯习转置到翻译场域中。一些国内翻译研究者研读布迪厄理论不全不精，忽略了惯习的以上特点，导致将惯习概念大而化之或阐释不当，例如：

本文从布迪厄社会学视域下的惯习角度出发，探究梁启超作为社会化的主体，在不同的场域所形成的不同的惯习，如重视翻译的社会作用、提倡西学、启民益智、改造国民性等惯习；这些惯习在不同场域的作用下，共同对其翻译选材、翻译思想、翻译策略产生了影响。

该文试图探究梁启超的译者惯习，采用的是静态描述法。另一个问题是认为译者在不同的场域会形成不同的惯习，显然忽略了惯习本身具有“社会连续性”和“可转置”的特性。依据连续性原则，梁启超在早年经历及后来的社会实践中形塑的惯习相对持久稳定，为他在不同领域从事的各种活动提供了形式和连贯性，决定了其“所有选择”都是连贯一致的。同时，梁启超早年鼓吹政治上的改良维新，“百日维新”失败后，他在流亡日本期间转而强调翻译“政治小说”的重要性，即通过翻译这类小说，来直接参与社会政治斗争，以使“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39]可见梁启超“新民强国”的政治理想始终未变，只是因情势所迫，转而疾呼翻译之功用，即将其政治家惯习转置到了翻译场域中。该文作者认为，重视翻译的社会作用、提倡西学、启民益智、改造国民性等，是梁启超“在不同的场域所形成的不同的惯习”。事实上，提倡西学、启民益智、改造国民性是他作为政治家或思想家的惯习，这三方面主张无疑是一脉相承的，使他形成了重视翻译之社会功用这一译者惯习；两者虽作用于不同场域，却是连贯一致的，表明惯习确实是“既统一实践又生成实践的原则”。作者将惯习概念大而化之，阐释不当，显然偏离了布迪厄理论的内涵实质。

(五)对场域只字不提或语焉不详，未能阐明翻译活动发生及行为者角逐资本的社会空间

在国内已有翻译研究论文中，“场域”很少“出场”,即便有所论及，也往往语焉不详。原因至少有二：一是其定义抽象且内涵复杂，要真正读懂颇费力；二是即便掌握了其理论内涵，要将其精当地运用于翻译研究亦非易事，因为研究者得有宽广的视野和动态分析的能力。场域被定义为：“由位置间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构造。这些位置本身的存在及其施加于位置占据者即行为者或机构的决定性影响，都是由位置本身在场域结构中的实际和潜在情况即各种资本(或权力)的结构及其分布情况客观界定的。”[9]97该定义虽有些抽象、费解，但反复揣摩后就能解读出——场域是一个由行为者或机构占据并通过资本及其转化运作的“网络”。此外，布迪厄称其场域概念强调“争斗”和“历史性”。[9]102-104华康德指出场域有3个特性：它是被结构的位置空间，行为者和机构角逐资本的场所，场域的自治。[17]268-269

仍以前文提及的“散居译者”一文为例。由于该文没有考察华兹生翻译活动发生的特定场域，对他如何积累“丰厚资本”的分析就失去了凭藉，使人难以信服。可见必须引入场域这一维度。而一旦把场域引入该个案研究中，除了分析场域内部的“争斗”和“历史性”及其与译者积累资本的关联，还应考虑迁移性，即华兹生翻译活动所在的场域会因其迁居地的变化而改变。场域的“历史性”必然要求研究者进行历时动态分析。

四、布迪厄理论应用展望

展望布迪厄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首先要设法解决上述突出问题，这自不待言。尽管国内译学界应用布迪厄理论最广泛，但大多聚焦于译者，重点考察译者的社会轨迹及形塑的译者惯习，译者惯习如何影响翻译策略和翻译风格，译者如何借助符号资本参与并影响场域的动态运作等，[12]47可见社会实践论应用于翻译研究的潜力远远没有被挖掘出来。今后可围绕以下主题展开研究，以拓展、深化布迪厄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一)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模式，描述、解释译者的职业发展轨迹

社会实践论的核心思想包含在以下公式中：[(惯习)(资本)] 场域=实践[37]101,布迪厄以之阐释社会实践的产生及运作机制。目前国内翻译学者对它缺乏关注，可能因为这个公式“简要但含糊”[38]129-130,可操作性不高。值得一提的是，汪宝荣解析了这个简略但有用的分析模式，并参照该模式梳理了王际真、杨宪益和戴乃迭、莱尔(W.Lyell)等译者的职业发展轨迹。[12]46-47,109-111,141-143,200-202

(二)译者群体惯习研究

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译者个体的职业惯习，或比较分析两个译者的惯习，译者群体惯习研究尚欠缺。布迪厄指出，在社会学看来，作为相同客观条件的产物因而有着相同惯习的所有生物个体是完全一样的，因此，作为相同客观条件产物的一个社会阶级即是有着相同惯习的一类生物个体。由此他提出“阶级惯习”(class habitus)概念，认为阶级惯习是“表达或反映阶级或群体的个体惯习”,“可被视为一种主观但非个人的、被内化的结构系统，共同的感知、认知和行动方案”。[32]59-60 约翰逊(R. Johnson)解释道，行为人在接受长期的灌输和教育后习得的惯习“不可避免地体现了这种灌输的客观社会条件，这解释了来自同一社会阶级的行为人的惯习往往相似，因此可以说有一种阶级惯习”。[40]5 鉴于译者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可以假定存在一种“译者群体惯习”,进而展开相关研究。例如，西梅奥尼提出的“译者惯习”假说(译者往往主动或被动顺从于当前社会规范)揭示了译者的共有惯习，但尚需更多实证研究加以验证。此外，我们可对译者群体做出具体限定，如汪宝荣界定了“具有中华文化身份的译者”,并提出以下假说：在处理原作蕴含的本国文化信息时，该译者群体往往采用“寻求文化荣耀”的翻译策略。[41] 这同样需要实证研究加以验证。

(三)考察译者惯习如何影响翻译风格及其影响机制

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国内已有研究大多关注译者的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翻译观或翻译思想等方面，或从其他视角展开译者风格研究，尚缺乏对译者惯习如何影响翻译风格及其影响机制的探索。当初西梅奥尼提出“译者惯习”概念，目的就是用来解释为何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各不相同，且往往表现为一致性差异?为何作为作者“代言人”的译者的风格不同于作者的风格?哪些内力和外力合力形塑了译者风格和专业技能?[2]1-2 为此他认为应重点考察译者做出的风格上的决策多大程度上是惯习的产物，进而考察不同译者翻译风格的差异可否归因于他们职业惯习上的差异。[2]21这种探索性实证研究需采用定性、定量分析结合的方法，因而较适合那些做过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的学者。

(四)翻译场域结构及运作机制与译者行为互动研究

由于翻译职业自治程度低，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翻译场域在理论上能否独立存在尚有争议。笔者认为，为便于分析，不妨假定翻译场域是独立存在的。这就需要基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结合翻译实践的特点，探讨翻译场域的结构(包括与其他场域的同构关系)和运作机制及其与译者行为的互动，即着重考察场域结构(即场域内部资本分布的结构)如何影响译者行为和决策，而后者(如占据翻译场核心位置的葛浩文)又如何通过参与场域规则的重新制订，去影响场域的动态运作。[42]23 此外，还可以基于场域内翻译行为者及其翻译出版活动和资本分布结构的变化，考察一个翻译场的结构、运作机制和历时演变。最近有学者尝试分析了英语世界中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翻译场域”。[12]75-81

(五)对除译者外的重要翻译行为者展开研究

有学者认为，“从场域理论出发，我们主要研究的是译者的惯习对翻译的影响以及译者的资本对翻译在场域中的地位所产生的影响”。[43]76 该论断揭示了国内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聚焦于译者的现状，而事实上布迪厄的理论也可用于考察出版商、经纪人、编辑、评论者等重要翻译行为者，着重分析其职业惯习及资本如何促成社会实践，进而影响翻译实践的过程和结果。国外学者已开启这方面研究[44-45],但国内尚未见到。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实践论应用于翻译研究的前景将更宽广。

五、结论

国内外翻译研究者对布迪厄理论的关注最多，应用最广泛，有主客观原因。布迪厄理论有着深远的国际影响，传播广远，研读者乃至追随者众多，其社会学理论与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高度契合，且符合当前翻译研究的趋势，这些是客观原因。另一方面，国内译学界一向热衷于介绍、借用西方理论，尤其国外流行的热门理论，加之与已被引进的其他社会学理论相比，布迪厄理论较容易理解，理论应用上的“扎堆”现象由此产生。

国内翻译研究者应用布迪厄理论暴露出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表面上看是读理论不全、不精或断章取义、随意取舍，导致应用不当或不严谨。追根溯源，我们认为这些问题的“源头”主要有二：一是国内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大多不具备社会学学科背景，没有掌握其学科史、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因此读布迪厄理论有些力不从心。很多人读法文原著或英文版有困难，便求助于中文版本或中文期刊论文、网络文章等二手资料。目前布迪厄著作中文版虽多，但翻译质量参差不齐，有的佶屈聱牙，甚至比原著更难读。于是不少人转而去读介绍性资料，但这类文章对布迪厄理论的释解往往不够全面、深入、精准，使读者误以为这就是布迪厄理论的全部精髓。二是一些研究者治学态度有问题，对理论不求甚解、全解，只求文章速成，满足于用二手资料或转引，容易导致以讹传讹，偏离布迪厄理论的内涵实质。如能从源头上解决上述问题，当前理论应用上的不当或不严谨做法将大有改观。

为了摆脱当前理论应用上的“扎堆”现象，应积极尝试应用布迪厄的其他理论。例如，文化生产场域理论[46] 可用于分析翻译场域的运作机制及翻译行为者的行为和决策；出版社会学理论模式[47]可用于分析翻译图书出版场域的运作机制。引入这些理论将进一步拓展布迪厄理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最后，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主要基于对法国文学艺术实践史的精深考察，它是否完全适用于分析中国历史上和当下的翻译实践?他阐明的场域在中国语境中是否遵循同样的逻辑?其运作机制是否相同?这关涉西方理论的适用性，需要研究者具有理论批判和创新意识。迄今国内翻译学者较少探讨这些问题，因而是要着力开拓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注释:

1 国内又称“翻译社会学”,目前混用较普遍。此非本文研究对象，故不作区分，据实引述。

2 另外两种理论是拉图尔(B.Latour)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和卢曼(N.Luhmann)的社会系统论(social systems theory)。

3 详见：https://seis.bfsu.edu.cn/info/1105/5487.htm

4 有时被简称为“场域理论”。布迪厄用该理论阐释行动者在哪里实践(场域)、用什么实践(惯习)和如何实践(资本),且其著述中称之为“实践理论”(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或“社会实践论”(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本文从其说，但提及中外文献时据实引述。

5 转引自：Wacquant,L.Pierre Bourdieu.In Stones,R.(Ed.).Key Sociological Thinkers.2nd.ed.London &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267.

6 布迪厄曾强调出版及翻译对思想的国际传播的重要性，认为“文本进入接受场域的条件和方式是一个急需深入研究的重要领域”,包括考察选择的过程(哪部作品将被翻译出版，由谁翻译出版，由谁写序推介等),出版社给翻译图书贴标签、分类、编入丛书的过程，外国读者读译作的过程。详见：Bourdieu,P.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of ideas.In Shusterman,R.(Ed.).Bourdieu:A Critical Reader.Oxford,UK & Malden,Mass.:Blackwell Publishers,1999:220-228.

7 这三个研究立场代表了三个分支领域，参见汪宝荣：《社会翻译学学科结构与研究框架构建述评》,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第110-118页。

8 对后三种理论的介评可参见汪宝荣：《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以英译现当代小说为中心》,2022年，第59-68页。

9 对该论文集和其中6本专著的介评可参见汪宝荣：《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以英译现当代小说为中心》,2022年，第15-21页。2022年新出了两部专著：徐敏慧：《沈从文小说英译的社会学研究》;陆志国：《社会学视角下的茅盾文学翻译行为研究》,均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10 另有学者指出布迪厄理论视角下翻译研究的5个问题。详见陆志国：《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回顾与反思》,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第54-57页。

11 资料来源：“首届全国社会翻译学研讨会”会议手册，摘录时有删略。下同，不再注明。

参考文献（略）